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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守凤:忆爸爸

焦裕禄纪念馆(故居)·文章作者:焦守凤 ·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· (2014-2-18 21:09:19)·回忆怀念

    我的爸爸焦裕禄病故28年了。每当我回忆起他那慈祥的面孔,回忆起他对我的教育,回忆起他那一心一意为人民工作和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时,总使我止不住地流下热泪。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,认真去做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。

    爸爸在工作上从来是不怕吃苦的。1963年夏季,一天深夜,狂风刮得呼呼叫,大雨下得像瓢泼,我和妈妈醒来以后,不知道爸爸到哪儿去了。当时我和妈妈都很着急,到处都找不到他,最后还是县委的通讯员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他。后来问他为什么出外不给家里人说一声,他说:“雨下得这么紧,我心里很着急,城关镇有些社员的住房不很牢固,我去转了一圈看看。”

    记得还有一次,北风刮得很急,地上积雪很深,爸爸领着县委的几个同志,顶风出门去了,深夜才冒雪回来。我问他这么大的风雪,出去干什么,他说:“越是这种天气,越是需要到群众家里看看。”爸爸经常住在乡下,即使回到县委开会,研究工作,也要晚上抽出时间,到城关附近群众家里访问。由于他经常不注意休息,身体便一天天坏了起来。家里对他很担心,妈妈经常提醒要他注意休息,积极治病,他却总是不当一回事,有几次都把妈妈急得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爸爸病情的严重性他自己是知道的,每天晚上睡觉时,必须用东西把肝部疼痛的地方顶着。就这样,他仍然没明没黑地坚持工作。在他准备作“学习大庆的经验报告”时,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,还仍然用一把长把毛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,熬了几个夜晚,终于写完了报告草稿。一直到他病情恶化得汤水不进,不能动弹时,才被迫停止了工作。

    爸爸生活上非常艰苦。1952年,他回老家山东省淄博北崮山村接我时,穿着一身破旧衣服,当时村上的人说他在外边当了几年干部,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混上。他听说以后,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:“等到大家穿得都好了,我自然也就穿得好了。”爸爸经常舍不得做一件新衣服穿,无论单衣棉衣,总是大补丁摞小补丁,有时妈妈劝他把破旧的衣服改一改给孩子穿,他却不肯,说:“大人能穿,改给孩子穿太可惜啦!“1962年爸爸在尉氏县委工作时,他只有一套旧棉衣,妈妈怕他经常下乡工作受冷,坚持要给他做一身新棉衣。后来机关有位同志也要帮我爸爸设法做套新棉衣,可是他坚持不要。1963年爸爸在兰考县工作时,由于我们家里被子都烂了,晚上总是翻着盖,别的同志了解这种情况后,劝他买点救灾布和棉花缝条被子,这时他却耐心地说:“救灾的东西是给受灾群众的,我们怎么能买?我们盖的被子烂了,是需

要做条新的。但是,应该看到,一灾区的群众比我们更需要!”

    一次,一个公社干部给俺家送来一些花生。我放学回家后,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花生,非常高兴,就问外祖母:“花生是哪里弄来的?”

    外祖母指着那个送花生的干部说:“是跟你爸爸谈话的那个叔叔送的。”我过去一听,爸爸正在严肃地批评那个干部,结果又让他把花生带走了。我们姊妹几个尽管眼馋,到底也没有吃到一粒花生。

    爸爸名义上是在县委食堂吃饭,实际上多半是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吃的。由于我们家人口多,加上爸爸管得紧,九口人平均每天最多吃几角钱的菜。爸爸的身体不好,有时妈妈给他另外做点好吃的饭菜,他总是说:“搞点青菜吃就行啦,千万不要再这样浪费。”有一次弟弟要求家里经常吃些好的,爸爸说:“从小就养成又懒又馋的坏习惯,长大了很可能变成只会享福不会劳动的人。”

    爸爸对我们姊妹要求很严,经常对妈妈说:“不要随便给孩子们零花钱,免得养成不知节约的坏习惯。”他还经常告诉家里,不准随便接受不要钱的戏票和电影票。有一次弟弟回家后说他在外边看戏了,爸爸问他哪里来的钱,他说是戏院叔叔给的票。爸爸狠狠地批评了弟弟一顿,并拿出两角钱要他给售票员送去。我在上学期间,爸爸每月除了供给我伙食费以外,几乎没有给过我一点零花钱,那时我向他提意见说:“你为什么光叫我穿烂衣服,也不给个零花钱,我这书记的女儿跟谁都比不上。”爸爸听了以后,教育我说:“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,在学校要尊敬老师,团结同学,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,只能带头艰苦,不能有任何特殊。再说你现在穿的并不坏,冬有棉,夏有单,虽然破一点,也没有露出肉来,比我小时候穿得好多啦!”

    1963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,想着很丢人,终日躲在家里不想出门。爸爸要我到尉氏县和尚庄农场去劳动。不管他怎么催我,我始终不去。后来叫我去学理发,当个理发员,我更嫌丢人,无论如何也不去。就在这时别人说介绍我到农村当小学教员,又说到邮电局当话务员,还说到商店当营业员……这些我虽然同意,爸爸却不让我去,他说我有厌恶劳动的资产阶级思想,一定得找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来锻炼我。那时我不认为他是对我关心,心中实在不满意。自那以后,他经常在晚上对我进行教育,说说过去,比比现在,他说:“咱家祖祖辈辈受人剥削,没有一个读书人,你爷爷因地主催着还债,逼得上吊了。爷爷死后,我领着全家出外逃荒,那时全家吃的清水煮野菜,冬天无棉衣,你一个哥哥也在逃荒的路上冻饿病死。现在你中学毕了业,成了咱家的‘秀才’,要不好好听党的话,参加劳动,你能对得起谁?”在爸爸的耐心教育下,我终于想通了。高高兴兴地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,爸爸还专门找着张树森厂长说:“我的女儿在这里做临时工,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,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。”最后他又说:“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女儿,就另眼看待,应该对她要求得严些。”

    1964年5月4,我到郑州的医院去看望爸爸时,他嘴唇干裂,脸黄如蜡,谈话用了很大力气,仍然上气不接下气。他见我第一句话就问:“小梅,咱兰考县淹了没有?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!”

    我说:“爸爸,你好好养病吧,咱们哪里没有淹。”

    爸爸不相信地说:“我知道。我要赶快把病治好,马上回去干工作。”

    在他对我少气无力的谈话中还教导我说:“小梅,要听妈妈的话,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,你参加革命工作了,爸爸没有什么送你,家里的那套《毛泽东选集》,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!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,怎么做人,怎么生活……”

    1964年5月14,爸爸与世长辞了,我是多么悲痛!爸爸那种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,一直在鼓舞着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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